編者按：“通過對逾2.3億美國選民每人5000個數據點的采集，我們可以為你們構建目標群體，說服、動員他們采取某種行動。”英國“劍橋分析”公司盜取5000萬臉書用戶信息的輿論風暴席卷全球后，寫在該公司網站上的這句話被媒體反復引用。不僅因為其中提到的數據觸目驚心，更重要的是，人們傾向于相信它說的是真的。畢竟，“劍橋分析”被認為是2016年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兩大“黑天鵝”的幕后推手。“劍橋分析”仿佛撕開了大數據時代下西方政治丑陋的一角，隨之而來的不斷深挖、細細探究更令人不寒而栗：當輿論擔憂“民主如何在大數據時代中生存”時，人們卻發(fā)現西方政客正對利用數據“操縱”選民日益上癮，無法自拔。畢竟他們是受益者。
“劍橋分析”，新牛津街上的低調者
若不是“盜取5000萬臉書用戶資料”風波，“劍橋分析”或許還是倫敦新牛津街上那家行事格外低調的公司。
作為市中心最繁華的零售業(yè)路段，新牛津街是連接當地諸如大英博物館等文化名勝和其他商業(yè)街的必經之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這條街上生意最紅火的行業(yè)是門面不大、生源卻不斷的英語學校。如今，這里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進駐了越來越多來自地產、公關、咨詢顧問等行業(yè)的國際化公司。新牛津街55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棟擁有玻璃外墻的4層現代化寫字樓租賃給一家地產中介公司和兩家數據分析公司。其中一家數據分析公司看起來規(guī)模較大，因為它將二樓和三樓都租了下來，這就是“劍橋分析”公司。
英國高級法院在3月23日簽發(fā)了搜查令，數十名調查人員當晚進入“劍橋分析”倫敦辦公室搜查數小時。這讓“新牛津街55號”的二三兩層辦公室?guī)缀鯊匾篃艋鹜鳌８骷颐襟w的攝像機架在距離辦公樓入口旋轉門前不到3米的地方。進進出出西裝革履的人不用自報家門，只要他們刻意低頭，神情看起來多少有些緊張，就知道他們應該是效力于處于風口浪尖上的“劍橋分析”。
與“熱鬧”的倫敦辦公地點相比，“劍橋分析”位于美國華盛頓特區(qū)的分公司顯得沉寂很多。賓夕法尼亞西北大道1901號是一棟十幾層高的寫字樓，“劍橋分析”在這棟大樓的9層902室。《環(huán)球時報》記者注意到，“劍橋分析”所在的位置四通八達，商業(yè)公司十分集中，街對面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在的辦公大樓，與白宮也只是隔了幾條街。記者探訪是在3月下旬，當時美國東部剛遭遇一場暴風雪。大樓保安告訴記者，“劍橋分析”在華盛頓的分部有4個雇員，暴風雪前后一直沒人上班。
“劍橋分析”的母公司是英國“戰(zhàn)略通訊實驗室(SCL)”。后者創(chuàng)建于1993年，在英國和美國至少分別有18個和12個獨立公司，在阿根廷、阿聯(lián)酋等國設有17個國際辦事處。“SCL為全世界的政府、軍事機構提供數據、分析和策略。25年來，我們在超過60個國家開展項目。”SCL在其網站上這樣自我介紹。
圖說：“劍橋分析”華盛頓分部所在大樓(左側)。潘秋辰 攝
《今日美國報》稱，成立于2013年的“劍橋分析”是SCL從事選舉事務的部門，其通過復雜的企業(yè)結構和眾多股東在全世界設有十多個分支和辦事處。“劍橋分析”拒絕對外透露其組織結構，自稱有107名雇員，大部分在英國工作。
《今日美國報》稱，大多數情況下，SCL和“劍橋分析”都不透露為誰工作，不過從其網站公布的案例分析可以了解到它們的業(yè)務范圍。除了眾所周知的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SCL或“劍橋分析”在阿富汗開展研究了解當地人對宗教事務和政府治理的態(tài)度;自稱幫助烏胡魯·肯雅塔連任肯尼亞總統(tǒng);在墨西哥13個受毒販集團影響的城市，使用商業(yè)和政治數據評估美國打擊毒品貿易和暴力犯罪的政策效果;評估在索馬里建立電話網絡的可能性。美國國務院的全球接觸中心數據顯示，美國國務院2017年向SCL支付近50萬美元，以了解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宣傳如何“激勵”新成員開展恐怖活動。
這些政治人物的“大數據之癮”
眾所周知，利用數據分析贏得大選的成功案例并非始于特朗普。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稱，是前總統(tǒng)奧巴馬提升了數據的重要性并加以運用，以此“改變了現代競選活動”。美國2012年大選期間，奧巴馬有100多名專門從事數據分析的人員。希拉里延續(xù)這一做法，競選時推出自己的數據運營團隊。英國廣播公司稱，她曾雇用“數百名數據學家”。
美國民主黨的數據主要被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qū)的NGP VAN公司控制，它被美國《時代》周刊稱為“世界上最先進的企業(yè)之一”。民主黨幾乎所有重大選舉活動都得到該公司軟件的支持，包括奧巴馬在50個州的競選活動以及他推出的總統(tǒng)競選手機應用。
而共和黨的數據庫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打造的官方數據庫，另一個是i360第三方數據庫。美國“政治”網站稱，i360是擁有2.5億美國人數據的“一流”數據庫，這家公司由麥凱恩競選總統(tǒng)時(2008年)的首席技術官邁克爾·帕爾默創(chuàng)建，2011年與大名鼎鼎的美國億萬富豪科赫兄弟出資的數據非營利機構合并。
《時代》周刊這樣描述i360公司：它知道你家里買的肉比蔬菜多;知道你家門廊上是否插著一面美國國旗，你家院子里是否有政治標識;知道你家擁有什么車、你家是否有貓……它能比你的配偶更準確預測你將為誰投票。一名共和黨高官稱：“該公司是美國政壇最重要的非黨派政治玩家。”
不過NBC網站2016年5月稱，特朗普團隊曾要求一直以來支持共和黨的i360幫忙，但被拒絕，因為科赫兄弟不喜歡特朗普。特朗普最初的數字競選活動因此處于下風，其數字團隊“很小”，主要依賴一家外部承包商(或許是“劍橋分析”)以及幾名內部雇員。
依賴數據的當然不只是美國政治人物。印度總理莫迪不僅是社交媒體達人，據說也是利用數據分析的“印度總理第一人”。印度《經濟時報》稱，莫迪在2014年大選時至少與3家信息技術公司合作，對其競選團隊的動向在網上引起的反應進行實時跟蹤。
去年當選法國總統(tǒng)的馬克龍在競選時找到的是一家位于巴黎的數據分析初創(chuàng)公司。該公司運用算法找出最能代表法國的鄉(xiāng)鎮(zhèn)地區(qū)，動員志愿者挨家挨戶探訪民情搜集資料。以此為基礎，他們不僅為馬克龍?zhí)峁﹥?yōu)先施政政策建議，還能找出讓選民產生共鳴的詞語，以便馬克龍在演講時使用。
馬來西亞反對黨質疑現總理納吉布在2013年大選中使用“劍橋分析”的大數據服務;專家預測，泰國在今年可能舉行的大選中或出現“剖析”選民的大數據操縱行為……“如今政客的大數據之癮無異于對競選資金的依賴。”美國網絡雜志《石板書》稱，現在數字推動的定向廣告在任何政治競選活動中都不可或缺。2016年美國大選活動網上廣告總支出逾14億美元。競選期間為特朗普撰寫臉書帖文的特雷莎·洪表示，特朗普團隊對臉書一家公司的支出就高達8500萬美元。
“大數據正在盯著你”，怎么辦
“大數據正在盯著你，它想讓你投票。”英國《旁觀者》雜志稱，如今，每一場選舉都是“敵對部落”之間的“迷你軍備競賽”。各團隊都在構建一個“選民宇宙”。例如，特朗普的分析師發(fā)現青睞美國車是特朗普潛在支持者的“確鑿跡象”，他們還測試勸捐網頁上希拉里哪張不討人喜歡的照片最奏效，分析特朗普應該在哪里舉行集會。
“每年，數字伎倆都在變得更險惡。他們進一步深入挖掘我們頭腦內部的想法，而我們幾乎渾然不覺。”《旁觀者》描述的場景令人不寒而栗：“到2020年，將大約有500億臺設備連接互聯(lián)網——4倍于當前的數字，其中，每一臺都有可能‘吸空’你的數據：汽車、冰箱、衣服、路標和書籍。你寶貝女兒的玩偶、你的愛人向茶內加了一些糖，都會成為數據點。”
NBC分析說，從本質上來說，準確的數據是好東西。大數據分析正幫助解決眾多領域的大問題，從醫(yī)療到交通，從環(huán)境到投資。它通常使我們更專注、更具前瞻意識、讓我們更聰明。然而問題是，數據正在被濫用、操縱。
眾多國際媒體在報道中提出一個問題：“大數據正在‘殺死’民主嗎?”美國俄勒岡大學副教授庫普曼在《紐約時報》撰文說，“劍橋分析”網站上寫著這么一句話：數據驅動我們的所有作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所有社會、經濟和文化都基于信息運行的時代。然而，我們幾乎沒有開始制定一套適用的數據道德體系。如果我們不迅速行動，民主就將受驅于數字。”《旁觀者》稱，轉向大數據“已對整個現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照此發(fā)展下去，最大的受益者將是那些最缺乏始終如一原則、任意做出承諾的政客。
這種情況能有多少改變?美國網絡雜志《石板書》說，美國政客對數據的日益依賴使得該國不太可能推出更有意義的隱私保護法律和對大型互聯(lián)網平臺的有效監(jiān)管。這與競選捐獻資金的艱難改革類似，很難說服受益者關掉水龍頭。自從1986年通過《電子通信隱私法案》以來，美國已經有30多年未再大幅修訂聯(lián)邦數字隱私法。當然也有其他因素。谷歌2017年是美國游說支出最多的企業(yè)之一，該國各大科技公司都是出手闊綽的政治捐款人。
歐洲的情況看上去稍微樂觀一些。歐盟計劃從5月25日開始實施新的隱私規(guī)定《一般數據保護條例》。“這或能‘殺死’選舉數據革命。”美國“政治”網站說。
對于“大數據滲透政治”，《環(huán)球時報》記者采訪了數名美英國家居民，他們雖然大多表示無法接受，但同時坦言“無可奈何”。一名參加今年馬里蘭州眾議員競選的華人精英女性對《環(huán)球時報》記者說：“這種讀取選民頭腦的做法很不尊重人，也是對隱私權的侵犯。大數據本應造福人類現代生活，現在卻被濫用，違背了技術發(fā)展的初衷。”
在倫敦“劍橋分析”公司附近做分析員的施耐德對記者表示，“劍橋分析”的做法應該只是冰山一角。“你可以看到，倫敦出現越來越多的數據分析公司，其中一些公司的員工看上去和國際金融機構進出的高級員工一樣，衣著光鮮，日常消費出手闊綽。”施耐德說，這個行業(yè)的人都知道，如果完全按照法規(guī)做事，就沒有暴利可言了。“此事能夠查多久，就要看政府的毅力和政治人物的道德決心了。”
一名在美國從事大數據系統(tǒng)開發(fā)的工程師對《環(huán)球時報》記者說：“這是科學進步的必然。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做法不好，但沒有辦法。你只要不離開地球，你的生活軌跡必定會被捕捉到，從而進入數據系統(tǒng)，為第三方所用進行某種分析。政治也有商業(yè)的一面，大數據滲透政界是遲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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