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52年的中國書店，靜靜地佇立在北京琉璃廠最顯眼的位置。琉璃廠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它的名字源于明代為宮廷燒造琉璃瓦的官窯。清朝，琉璃廠逐漸成為文人墨客購買書籍的市場。歷經數百年風雨，代表著中國古籍修繕最高技藝的工匠們在此地臥虎藏龍。徐曉靜是中國書店第四代古籍修復傳承人，埋首于故紙堆之中，讓孤本珍本重現真容，在毫末之間延續它們的生命。其中的苦楚和歡欣，從事古籍修復十八載春秋的徐曉靜深有體會。
徐曉靜與古籍修復初接觸，源于一次誤打誤撞的“走錯門兒”，并非含有任何隱喻的“走錯門兒”，而是實打實地意外打開了古籍修復的門扇。
彼時還是2005年，剛剛大學畢業的徐曉靜剛剛開始進入中國書店工作，這里既是書店，也收集并修復古舊書刊文獻、碑帖拓片。作為剛進書店的職場新手，徐曉靜一開始還只是在書店下屬各個門店輪值的實習營業員，但在某一次輪值到琉璃廠西街中國書店讀者服務部的過程中，她誤打誤撞走進了一間古籍修復室。
(相關資料圖)
中國書店在琉璃廠的樓共有三層，一二層都是書店大廳，三層在她一開始的認知里只是雜亂的倉庫和儲藏間。有一次，她坐電梯不小心按錯了樓層，去到了很少踏足的三樓。
那是一條并不寬敞的過道，其他幾扇大門都緊閉著，唯獨右手邊的一扇姜黃色的門微微打開，透出些許亮光。一切都靜悄悄的，但在一片靜默之中，細微的紙頁翻動聲顯得神秘而遼遠。
“我當時特別好奇，躡手躡腳地走過去看，看到里面坐著兩位師傅，他們正在修復古籍，案子上放著看起來很古舊的書籍和修復工具，一只瓷碗、一個刷子、一只鑷子......每一個看起來常見，但組合在一起，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徐曉靜站在門邊看得疑惑，卻也津津有味，坐在那里的師傅看到了她，便叫她進來看，“一看不得了，就上癮了”，一有空閑，她常往古籍修復室跑，看著師傅們拆書、清洗、裝訂，不知怎的，她生出一種莫名的眷戀。
實習結束后，領導讓每一個實習員工填寫自己的意向，徐曉靜堅定地選擇了“古籍修復”。她是當時所有實習生里唯一提到“古籍修復”的人，她自認為天性喜靜，不善言辭，更是從偶然一瞥之間，抓取到真實的古籍修復現場擁有一種說不清的魅力——
古籍修復良工需要“補天之手”，隱藏在云端背后的師傅們卻親切悄言。他們修復的不只是殘頁損章，更像是在修補這本書所屬時代吉光片羽的記憶。
在很多人眼里，古籍修復做的是修修補補的工作，但這項手藝背后所潛藏的，則需要巨大的耐心、高深的技巧和豐富的積累。在徐曉靜看來，就是“心要靜，手要輕，坐得住”。
中國書店古籍修復中心的前身是開設于清末民初的“肄雅堂”，距今有一百多年歷史了，技藝傳承有序，脈絡清晰，傳到徐曉靜已是第四代。她師從汪學軍和劉秋菊，汪學軍是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劉秋菊是北京市西城區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同時也是肄雅堂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中國書店第三代古籍修復師。
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劉老師那雙手，“無論是拿毛筆蘸糨糊，還是翻動書頁的時候，她的手都非常非常輕，像羽毛一樣，就連講話也是輕聲細語，特別溫柔，無論問她什么問題，她總是十分耐心，對我們也總是鼓勵。”
從學徒開始做起的她，一開始，只是站在師傅旁邊看，看師傅尋找最匹配的紙張，又是怎樣從各種材質、顏色、紋路都不同的紙張里尋找甚至制造最適合原本的紙張，慢慢地，她開始幫師傅打下手，備料、打糨糊、晾書頁、收書頁、掃地、擦桌子......
這種古老而傳統的師承方式，仿佛讓她回到了舊日時光，如同“掃地僧”般清苦，但也自有樂趣。當徐曉靜正式上手嘗試古籍修復時，才發現其中所包含的技藝如此精確且復雜。
古籍修復包含了“溜、補、襯、鑲、托(脫)”幾大步驟，但細細數下來，從接手一本古籍開始，無比煩瑣和細致的工作便開始了——拆書、分離書頁、展平、補破、溜口、噴水、倒頁、晾干、順頁、折頁、捶平、齊欄、壓實、裁剪余紙、下捻、上護頁、上皮、訂線、貼書簽、做函套......
幾十道步驟缺一不可，一步也不能做錯。在很多時候，“如果有做錯的風險，那寧愿停下來不做”——這涉及古籍修復中“最少干預”原則，要“盡量少地在古籍上添加修復材料，避免因過度修復而造成的保護性破壞”。
“古籍修復是由幾十道甚至上百道繁雜的工序組成的，每一道工序又由許許多多小細節組成，每一個細節、每一道工序都必須做到恰到好處。如果前一道沒做好，后一道肯定做不好；如果前一道做好了，下一道才有可能做好。它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
譬如，對于絮化嚴重的古書，其表面的紙張纖維一根根呈現“漂浮”的狀態，只有將那些纖維一根根梳理歸攏好，在這過程中，“每一根纖維都不能有彎曲，不能有重疊”，而后才能用毛筆尖輕輕地涂上濃度合適的糨糊，并進行其后的修補與加固。
這桃花源般的所在，便是古籍的世界。徐曉靜曾無數次在修補古籍的漫漫時光里，完全進入書中所在的那個綺麗的空間。她記得，有一次在修一本明代古籍的過程中，意外地在書中發現了一只小蟲子。這只蟲子早已被完全壓扁，變成了一個近乎透明的標本，但這只被夾在書頁之中的小小蠹魚，無論是胡須還是毛刺，都依然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她小心翼翼地用鑷子將蟲子從書上拿下，放在了一個小小的透明密封袋里，她將它放在尺子上量了量，9毫米的一只小蟲，全須全尾。徐曉靜看著看著，不禁有了很多瑰麗的浮想，“我每次總是會想得很浪漫，是不是主人讀書時正好在樹下，他抬頭思考時，書頁上慢慢爬上一只小蟲，就在他低頭的瞬間翻了頁，于是就把蟲子夾在了里面。”小小的蠹魚就這樣保留在了那里，跨越了漫長的時光，無人在意，只在等著這一刻，與她相遇。
另有一次，她在修補一本家譜，其中一頁完全破損了，幾乎碎成了渣，但書的主人卻很有心，將所有殘破成片的書渣都收進了一個小紙袋里。“我記得那次是在一個大家都休息的工作日，工作室里特別安靜，我就在一點一點拼來拼去，整整拼了一天，但這一天覺得過得特別快，整個人完全沉浸在里面，就像是身處世外桃源一樣，仿佛穿越到了我們的前一輩的前一輩，甚至更早的屬于書的那個時代里。”
她在小心地修著補著，留心這邊缺了一角，那邊撕開了一頁，卻依然保持著獨屬于她自己的絢麗想象，“我看到這一頁撕裂了，會想是不是(家譜)在寫到這一天時，家里發生了一些不和睦的事情，于是在爭吵聲里，它被撕開了；看到那里蟲蛀了，又會想，是不是這一天又發生了什么......”
這些頗具夢幻的想象，總會發生在一些極為微妙而寧靜的時刻。在更多時候，古籍修復講求的是極度專注與專業。任何需要修復的古籍，早在一開始，就會經歷極為嚴格的修復方案評估，而后的修復環節更是一環接一環，任何步驟都不能出錯。
表書冊包括了明清時期大量的古籍善本，最早至金代泰和元年刊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第一百十》，除此以外，還包括了明清時期大量的佛經、詩集、畫傳，譬如明宣德刊本《御制四書大全》、明嘉靖刊本《史記》、明嘉靖刊本《初學記》、明萬歷刊本《荀子》、明萬歷朱墨套印本《楚辭集注》、明汲古閣刊本《陸放翁全集》、清乾隆刊本《毛詩注疏》、清乾隆刊本《欽定禮記義疏》、清多色套印刊本《芥子園畫傳》、清木活字本《樂昌榮溪黃氏族譜》、清刊本《第一才子書》、清刊本《大清一統輿圖》、清刊本《居官鏡》、清刊本《名醫類案》、清刊本《仲景全書》......
除了在古籍修復的過程中，必須遵守“修舊如舊”原則，乃至更廣泛層面的古物及古建筑修復中，也十分強調“最大限度保護歷史信息”的原則，即修復中所用的修復材料(紙張、線、顏料、墨等)，必須與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與藏品固有的歷史信息混淆。
表面上看，似乎與“盡可能保持古籍原貌”的“修舊如舊”原則有所違背，但這一點，卻異常重要。
這意味著古籍修復中極為樸素，但也頗具可持續性的一點——在修補歷史的同時，絕不掩蓋歷史。
“你在修復完一本書后，還是要能看出這是修復過的；遠看的時候，看不出它像是被修補過，但在細看時，能看出來它不僅被修補過，還能看出它是被何種材料、何時修補過，這就是’步步留痕’。后人再看時，就會了解這本古籍經歷了怎樣的歷史。”
據相關媒體報道，2007年之前，全國從事古籍修復的專業人士不足百人，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全國古籍修復行業從業者也只不過是千人左右的規模；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全國現有各類古籍共5000萬冊，其中的三分之一都需要修復，而亟待“搶救”的古籍至少有500萬冊。
徐曉靜在其中堅持了十幾年的時光，如今在她的帶領下，中國書店的古籍修復師們已經如同曾經的她一樣，開始敲開古籍修復的大門。這或許就是修書人最美的時光。
某些時候，古籍修復的工作如此繁復卻也如此重復，它像是一次漫長的徒步，走在一條荒無人煙的道路上，一路的風景似乎皆已看遍，但在某些時刻，才能發現藏匿其中的桃花源入口，從中得到落英繽紛、豁然開朗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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