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假期過去一周多，《你好，李煥英》的單日票房仍在億元量級，總票房也朝著50億大關挺進。

有人總結，這是共情的力量。賈玲和母親真摯的情感，讓很多觀眾都擁有了在影院嚎啕大哭的經歷。

母女情，這是一般人眼中的主角。但有一群廠礦子弟，他們在看電影時，卻會將目光投向李煥英身后的那片廠區——電影中的“勝利化工廠”，現實中取景于襄陽的國營衛東機械廠、六〇三文創園和湖北省化纖廠。

“電影的場景就是我生活過的樣子。”有人這么說。

位于湖北襄陽的廠區，為何成為眾多廠礦子弟故鄉的縮影?

開在深山里的廠礦

什么是廠礦子弟?從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在廠里長大的孩子。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背景，三線建設。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我國對西南、西北內陸地區開展大規模的重工業建設。一批批的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響應號召，從五湖四海趕去三線地區支援建設。

根據三線建設的方針——“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營”，很多工廠都建在人煙稀少的山區或荒地。《你好，李煥英》的取景地衛東機械廠(現為湖北衛東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就位于群山環繞之中，遠處是蜿蜒的漢江。

這種特殊的環境，給很多廠礦子弟留下了特殊的回憶。說起7歲之前在工廠生活的歲月，陳景之仍然記憶猶新。“我們韶關鋼鐵廠是炸山開出來的廠礦一體，是開在山溝里的廠礦。所以我小時候見過野蜂飛舞，見過黃鼠狼咬死雞，見過刺猬，見過蛇、兔子、蝙蝠。”

他是跟賈玲年紀差不多的“廠二代”，父親是職工學校的音樂老師，母親在職工醫院的藥房工作。那時候他家在廠礦宿舍區的一樓，他還記得大馬蜂在他家窗臺上做了窩。“我爸很厲害，不用防護直接拿掃帚就把馬蜂窩給弄了下來。”

豆瓣小組“廠礦子弟”的組長潘一擲有類似的經歷。他在遼西深山中的一家三線軍工廠長大，從他的父親1954年入廠，一直到2005年工廠破產，他們一家子在廠區里生活了五十年。

潘一擲回憶，1967年春天，他們廠搬往遼西的努魯爾虎深山里，包括他父親在內的上千名男職工率先出發，在深山老峪里扎營施工。為了趕生產進度，他們夏天住席棚，冬天住“干打壘” 的夯土房。由于沒有大型機械工程設備，許多基建工程只能靠人工肩扛手抬。他們平地鋪路、架電線、建廠房、修堤壩，三年多的時間都在工地上。

另一邊，黑龍江老廠區的生產生活也在繼續。“這樣的兩地生活，在三線建設時期非常普遍。《金婚》里的蔣雯麗一個人拉扯四個孩子很辛勞，這個情節很真實。我媽媽比蔣雯麗要輕松些，當時她只管我哥和我姐，我還沒出生。”潘一擲表示。

一應俱全的企業小社會

電影中，為了讓母親成為全廠第一個擁有電視機的人，賈曉玲不惜假裝盲人。因為她知道，電視機的話題將成為之后多年他們之間的談資。

對于在苧麻廠長大的張琳來說，這種感受不難理解。她很小的時候，家里有了9寸的電視機。“當時全廠三臺我們家就一臺，我們家住三樓，每天晚上圍坐很多人，家里都擠不下。”

讓她感到熟悉的不止電視機，還有梧桐樹、水泥路磚墻，她母親跟李煥英的打扮也一樣，“樸素大方一口大白牙”。

穿越回1981年，電影中的場景幾乎沒有離開工廠這一畝三分地，食堂、宿舍、電影院、小賣部都在廠子里。

實際上，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正是工廠員工的共有軌跡。“在國企改制以前，廠就等于一個鎮，什么都有。”陳景之形容。

國營工廠承包了所有的社會服務，也就是“企業辦社會”。不管是社會交往還是休閑娛樂，廠區里的服務設施一應俱全。

潘一擲認為，以前講“以廠為家”是一種精神，現在看也是他們的生活狀態。他用一句話總結他們廠內社區的特點：自成體系的同質化集體生活。

“對照全國各地的三線工廠，會發現它們在設地布局、建筑風格等方面基本大同小異，規律性非常明顯。”潘一擲提到，很多城市至今仍保留著大量的“赫魯曉夫樓”，他們廠還有更古早的“蘇式樓”和紅磚筒子樓，在電影《鋼的琴》和《夏洛特煩惱》里，都出現過類似的老磚樓職工宿舍。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潘一擲介紹，廠子的“后勤大集體”下設冷飲廠、職工食堂、職工商店、職工浴池，最初不收錢只收票，因此產生了各種票。

廠里也有電視臺、報社，他記憶最深刻的是廣播站的大喇叭。自建廠伊始，全廠二十個大喇叭每天早午晚三次廣播。大家騎車吃飯都不用看手表，靠耳朵就能掐算好時間。

“大喇叭廣播的前奏曲《歌唱祖國》，我在廠區生活了十八年，相當把這首曲子聽了一萬八千遍。而我父母在廠區生活五十年，相當于聽了五萬遍。所以，當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響起《歌唱祖國》時，我們一家人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潘一擲說。

廠里還有職工幼兒園、子弟中小學、職工技校和廠電視大學。潘一擲回憶，子弟中學的教學水平一般，唯一優點是便利。尤其是離家近，他家離學校二百多米，一要打雷下雨他就舉手請假，跑回家收晾曬衣服。一到假期，爸媽上班，他們都成了“鑰匙孩兒”。

廠礦子弟的特質

“這可以被視為中國建國來規模最大的‘空間再造’。在這種變化中，改變的不僅僅是‘地域空間’，同時還有社會關系的重組。”有研究者指出，一批批技術人員和一線工人，建設的不僅僅是一個工廠，更是一個情感互通的共同體。

潘一擲畢業參加工作后，曾經有十年的時間天南地北出差跑業務，以前他一直以為自己的經歷是獨特的，不足為外人道。但在出差期間，他遇到過許多客戶都是廠礦子弟。一聊，才知道大家都有共同的經歷。

相似的環境給廠礦子弟身上打下一些相似的烙印。比如語言，張琳說，他們廠來自上海的居多，周圍當地人說的話，他們其實都不太懂。不過，他們全家現在還是說當時在廠里的話。

這種話被統稱為“廠話”，有研究者稱其為“語言島嶼”現象，廠區的語言形態與周圍完全不同，像島嶼一樣浮現在周邊地區的語言形態之中。

《你好，李煥英》上映后，就有網友疑惑，為什么位于襄陽的廠，大家卻說一口東北話?可能正因為，當時我國的工業基礎在東北，隨著三線建設，東北向全國各地輸出了很多人才。

潘一擲總結，除了帶一點東北味的普通話，很多工廠由于人員來自五湖四海，多會選擇普通話作為通用語言。

相對封閉的環境，不僅讓工廠的語言區別于周邊，在民俗民風上也有很大差別。這使得很多廠礦子弟無法定義自己的故鄉。潘一擲大一時曾參加過一次老鄉會，在一群操鄉音的同學中，他顯得格格不入。后來第二次同鄉聚會，也再沒人來約他。

“我們這些三線子弟一直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故鄉本來就是飛地，后來工廠廢棄，飛地又被連根拔起，按照王小帥導演的話，我們成為一群沒有根的人。”

為了紀念那份鄉愁，潘一擲創作了小說《子弟》，并在寫作過程中創建了“廠礦子弟”豆瓣小組。他透露，從《你好，李煥英》上映后，小組每天“嘩嘩地”進人，目前成員已達到2209個。

廠礦集體生活將成為歷史名詞

1997年，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減少了40%。

“大概在1997年前后，‘大下崗’”達到了高潮，我們廠許多職工蹲在山區沒出路，只得紛紛外出尋找機會。當年在城里挖溝的、貨站扛活的、當保安的、當保姆的，都有我們廠下崗職工的身影，他們再沒了從前的優越感。2006年，我們廠也迎來了歷史性的落幕。”潘一擲表示。

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到，加快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廠礦集體生活將成為歷史名詞。潘一擲說，作為工廠最后一代子弟，他們少年時目睹過工廠倒閉和父輩下崗，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很多人飛向城市飛向沿海，尋找物質上的現實安全感，有的落戶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從集體生活，走向相反的獨立的原子化的生活。

而今，很多廠礦子弟已經三四十歲，在電影《你好，李煥英》里，他們又拾起了少年時的回憶。(袁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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