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海律
得益于“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外交框架、于9月份開啟的“中東歐國家優秀影片播映計劃”，國內影迷可以通過藝聯專線在各大城市配比不多的大銀幕上，看到稀有的中東歐國家的文藝電影。斯洛伐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希臘、保加利亞……相信絕大部分中國觀眾也都是第一次能在影院里看到這些國家的電影。這是它們在“中國電影新聞簡報、越南電影飛機大炮、朝鮮電影哭哭笑笑、羅馬尼亞摟摟抱抱、阿爾巴尼亞莫名其妙”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后的又一次集體亮相。
近期上映的塞爾維亞新片《漫漫尋子路》（直譯《父親》），可謂是這些年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國際化浪潮之中，一個優異而獨特的存在。作為主角的父親尼古拉及其為爭取孩子撫養權、300公里上訴路的故事，取材于那些常見的、遠比影視精彩和扣人心弦的真實故事，也可以簡單粗暴地理解為，是繼當代中國版“秋菊”（《我不是潘金蓮》）、美國版“秋菊”（《三塊廣告牌》）、菲律賓版“秋菊”（《離開的女人》）等等命運共同角色之后，又一個塞爾維亞男版的“秋菊”故事。其遭遇映射出的勞工尊嚴、家庭困境、官僚屏障、階層隔閡、移民現狀等議題，也早已從德·西卡的《偷自行車的人》開始，講了已經有七八十年。從羅馬尼亞新浪潮，講到了達內兄弟的《兩天一夜》、肯·洛奇的《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
然而，這位塞爾維亞導演斯爾丹·戈盧博維奇，用超16毫米膠片所雕刻出的影像故事，更具現實光澤。這不止是說，此種制式的影像呈現于銀幕上，更具粗糙的顆粒感，而是其過程和結局更接近如今我們所能在社交媒體和連續劇般不停反轉的新聞里所認知的那種現實。這個為對抗小地方官僚體系，只身徒步上訪，六百里討說法的故事，以一個極端窘迫的家庭處境開頭，妻子為男人討薪時用一瓶汽油點燃了自己，一子一女被福利院強制帶走，男人從做著日結工的伐木林場，沖回家徒四壁并已斷電的屋子，被告知已被剝奪撫養權。聽起來，像極了那些能在我們網絡熱搜待上幾小時的社會新聞。
接下來的《漫漫尋子路》，畢竟不是與真實時間同步的追蹤式紀錄片，導演也就不排斥情節劇手法，拍攝出一些能吸引觀眾注意力的高濃縮現實場景。在鄉鎮的社會福利辦公室和首都的有關部門，主人公尼古拉面對著的，是不同樣式的辦公桌。天高皇帝遠的這邊，是一條長桌，沉默寡言的父親對面坐著三個處事圓滑的官員，中間那位更是總統也不能拿老子怎么辦的地頭蛇，這張辦公桌更像蘇東世代的審判桌；勤政為民的那邊，是環形桌子會議室，部長助理高度重視、奮筆疾書，并隨之與上訪者合影發推特，展現自家親民形象。辦公樓門前的保安室，也有著態度不同的門衛，鄉鎮是暗示你投訴無門的謹小慎微好心人，首都那邊是依規辦事卻仗勢凌人的壯漢。當然，也如很多旅歐游客所言，政府大樓一向是最容易上廁所的地方，流浪漢尼古拉至少可以在那里喝水洗漱。
這些點燃希望又隨之澆滅的場面，像極了羅馬尼亞的新浪潮電影，不厭其煩、反反復復、讓人心塞。就算尼古拉已經滿足了領回孩子的基本條件——屋里有電、能做飯、有冰箱——也始終會被那些“為孩子成長考慮的好心”和實則為貪腐社會福利金的野心，給搪塞回來。
低照度、手持、長鏡頭，這些現實主義創作標配，幾乎不見于《漫漫尋子路》。尼古拉背上口糧和毯子，在自家門前，接上一大塑料瓶可飲用的自來水，堅定上路。即便他發燒餓暈倒下，鏡頭也一直沒有亂晃，穩定如維姆·文德斯在大景別之下敘事的《德州巴黎》，提著礦泉水瓶的尼古拉，估計也直接參考了《德州巴黎》中那位拎著圓桶、走在荒漠之上的特拉維斯，差不多抵達目的地前，也都把蓄著的大胡子剃了。
電影有著明確的三段劃分，分別在處處碰壁、擺明了不給回孩子的村莊，走向貝爾格萊德討說法的三百公里公路，回鄉后依然無奈的處境。一路上，父親繼續沉默寡言著，遇事通情達理又堅韌執著，從出發到路途再到返鄉，一路上碰到的，也都是生活中所能見到的真實人群：拿雞毛當令箭的小官僚、好心的司機和店主、爭搶資源的其他流浪漢、小氣吝嗇的鄰居。他離開破敗的村莊、經過凋敝的工廠、踏入狼群的荒原、來到迷宮的城市，憑著樸素的血脈之愛和道德信念，完成個人的奧德賽旅行。
導演闡述，他的這副精神畫像來源于赫爾佐格從慕尼黑到巴黎的旅行筆記《冰雪紀行》，這位偏執的德國電影大師，要去巴黎探望病危的前輩，宗教信仰般地堅信，“如果我靠雙腳走去，她就能活下去。”上訪的尼古拉，兜里空空，當然也可以主動搭順風車，但他選擇步行，偶爾被好心人“撿”上車，也不會刻意拒絕。其中一位貨車司機有著虔誠的東正教信仰，也質問徒步上訪者，“神最終會替你解決一切，你信仰他嗎？”沉默的尼古拉繼續走，沒有回答。或許支撐他自虐般苦行的只是世人之愛，對孩子的愛，以及和流浪狗共處一室那個雨夜的硬漢溫情。
導演戈盧博維奇并沒有太多的歷史背負，比如南斯拉夫黑浪潮那般的隱晦批判，或是庫斯圖里卡那般的家國情結。《漫漫尋子路》，讓我們認識到，并非搖晃到眩暈的鏡頭才叫現實主義電影，甚至于連劇作所迷戀的開放式結局都不給予，才顯得是最徹底的現實。很多熱搜新聞在停留了幾小時后，就被新熱點覆蓋了，網友也就不再關心之前新聞當事人后來怎么了。幸好，因為這部電影，我通過谷歌翻譯的塞語新聞得知，故事原型的父親Djordje，在六年打官司的時間里，先后五次徒步去貝爾格萊德，終于在2021年10月21日，把三個女兒爭取回了自己家里。
“我們都很高興，在屋前打著排球呢”，父親這樣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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