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梅艷芳]與[揚名立萬]兩部電影紛紛上映，各有看點。

今天先來說[梅艷芳]。

很難說[梅艷芳]是一部傳記片，雖然都是以人物和時代為經緯。

但傳記電影長于縱深，擅長對公共資源進行再挖掘、取舍，重新雕刻出一個可能迥異于公眾印象的人物。

最近幾年傳記電影愈發偏于想象和推理，創作者在客觀的基礎上，理直氣壯地行使主觀的權力，像[社交網絡]、[飛行家]、[波西米亞狂想曲]，都因角度上的極端感性而在藝術上顯示出某種冷峻的理性氣質。

[梅艷芳]做的是再現和編織，重新拍攝的部分與現存的影像資料，被感性焊接為一根灼熱的鞭子，總是能在需要的時候抽打到觀眾的心里。

比如演唱會上唱《夕陽之歌》的時候，比如最后梅艷芳對著銀幕說再見的時候。

從1982年，梅艷芳以一首《風的季節》出道，到2003年去世，再到2021年[梅艷芳]電影上映，不過是39年的時間，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觀眾，都還處于電影敘述中的一個時間環節之內。

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拍攝一部電影，感性的敘事角度，是自然而然的選擇。

所以，在電影[梅艷芳]里，我們看到了梅艷芳這個人，以及她眾所周知的性感，她的性感是“來源于七情六欲，真愛就是勇敢去愛”。

以及她傳說已久的義氣，電臺禁播了《壞女孩》后，大家商議要不要在演唱會上也取消，她反對說“對人有義氣，對歌也是”。

電影塑造了一個堅強的梅艷芳，在得知重病后，舉辦記者會說“我相信我很快可以痊愈”，并堅持舉辦演唱會。

電影也塑造了一個脆弱的梅艷芳，得罪了大佬，遠避清邁，那天舉辦天燈節，她看著舞臺上唱“世事不可強求”的女孩入神。

那是影片在馬不停蹄的推進中間，一個難得的舒緩時刻。她看著女孩的現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從前。

無數偶然和必然，構成了那條叫命運的河流。站在岸上回望的時候，我們有太多的選擇，可真的浸泡在其中，我們只能隨波逐流。

[梅艷芳]的感性角度，更多是選擇后的選擇。

在影片最后，出現了香港女兒的字樣。

[梅艷芳]講的是香港女兒，最終講的還是香港這座城市。

電影講了一個行業的從前，任劍輝給梅艷芳打電話，傳授怎么開嗓，因為“在這個行業里，前輩提攜后輩是天經地義的事”。

講SARS之后，大球館義演，因為“作為香港人，不會輕易認輸”，因為“港人即家人”。

隨著梅艷芳出道到去世，鏡頭溫情脈脈地掠過了香港這座城市的過去與現在，路邊攤里吹了頭發的老板，夜總會里來自不同地方的黑幫。

后來嘯聚一方的天王巨星，彼時都剛剛出道，但已經豪氣干云，約定將來要去對方的演唱會上助唱。

那時候，市井骯臟但人間潔白，魚龍混雜但群英義膽。

那是一個靠著努力和天分還可以獲得成功的年代，那是一個靠義氣和真誠還能結交到朋友的年代。

聽到巨星去世的消息，出租車司機紅了眼睛，給了客人一根煙，互相平緩心情。

再后來，世易時移，當初一臉青澀闖進來，自我介紹說我姓關，叫關錦鵬的人，后來拍攝了梅艷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胭脂扣]，再后來去參加網絡綜藝《導演請指教》去了。

[梅艷芳]是一部向香港黃金年代默哀的作品。

如果作為一部以講述人物為主要任務的傳記片，[梅艷芳]將一個人物能夠成立的必要元素，比如天分和努力，危險和機遇，都輕巧地掠過了。

仿佛這是一個不需要論證的公理。因為她是梅艷芳，電影觀眾自動默認主人公為巨星。

她早已經站在電影之外，證明了電影之內需要必須展現的過程，已經不值一提了。

甚至，作為一部傳記片，電影也沒有對梅艷芳這個人物可能產生的多重意義，做出些許挖掘的姿態。

雖然也有“香港人現在都很著急，每個人都想要賺快錢，沒有底線”的臺詞，但只是一掠而過。

只談風月，不及公事，電影只做緬懷，不做紀念。

所以，作為一部影片，[梅艷芳]電影里沒有出現對立者。

開始和結尾的部分之所以相對好看，是因為主人公有斗爭的對象，分別是命運的不確定性和疾病的不可抗拒。

在疾病的部分，電影也只展示了她的堅韌和決然，沒有泄露可能令情節更為動人的猶疑和恐懼。

甚至在一個更為宏大的命運里，梅艷芳是在一個舊秩序陸續爬滿裂縫的危險里挺身而出的人，也是在另一個新秩序轟隆隆崛起時螳臂擋車的人，但電影在連綿不絕的情感抒發中，安心做一部香港黃金年代的主旋律。

影片最好的就是在民國的鴉片香和殖民地的火藥味雜處的滾滾紅塵中間，那一團搖曳生姿的溫暖與蒼涼。

所能做的，也僅止于此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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