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春節檔”后首部公映的外語片如約而至。改編自懸疑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著作，新版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同時集結了蓋爾·加朵等一線明星和憑借多部熱播英劇美劇成名的新星小花艾瑪·麥基、蘿絲·萊斯利。

可惜，坐擁IP電影天時地利的《尼羅河上的慘案》還是悄無聲息地撲了。豆瓣開分6.1，并且仍有回落趨勢，聽取罵聲一片。全球累計票房約為7580萬美元，中國上映首日票房僅2450萬元。要知道，蓋爾·加朵的上一部全球上映的“大片”《神奇女俠1984》，僅僅用了兩天就票房過億。

那么，這部具有先天優勢的、一刀未剪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進口“大片”為什么會撲街？終其原因，還是形式大于內容，導致“輕視”造成“反噬”。

跳脫的敘事，懸疑片的邏輯災難

一直以來，懸疑片都因為縝密的邏輯和“燒腦”的推理過程吸引著觀眾。在眾多作品中，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就以縝密的邏輯和注重細節的推理過程吸引了一個世紀的厚愛。無論是《無人生還》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歌謠隱喻和“完美犯罪”，還是《控方證人》中字字縝密的當庭對質和極限反轉，都令人印象深刻。

而與這兩部作品不同，《尼羅河上的慘案》與《東方快車謀殺案》則有一定相似之處。兩部作品的兇殺案都發生在封閉的、正在運行的交通工具上，同孤島和法庭相比，更加具有運動性以及時間壓迫感以及變化的“未知之恐懼”。所以相比于其他類型電影，節奏對于“動態”的懸疑片來說更為重要。

但很顯然，肯導的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的敘事，難以望及阿婆的原著的項背。1978年版本開篇迅速進入“郵輪謀殺疑案”的正題，而這版在“上船”之前穿插了太多贅余的前情提要，電影，幾乎一半的篇幅之后，才真正進入“兇殺案”的正題。

試想本部電影是一部改編之作，也就意味著，可能大部分的觀眾都已經提前知道了“兇手是誰”，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觀眾走進電影院就是為了看導演怎么用新瓶裝老酒，用劍走偏鋒的方式講一個并不陌生的故事。

本片依然選用了大篇幅的平行蒙太奇進行多條線索的推進，只可惜相比于《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驚艷，本片的平行剪輯則是“混亂”。整部電影過多的篇幅在“鋪陳”，保留的敘事和情節過多，與推理相關的伏筆基礎顯眼，閑筆過多，使得“燒腦”的濃度被沖淡到近乎于零，本格推理的經典之作，淪為了一場“就這”？的淺嘗輒止，一個泛泛而談的邏輯空殼。

說回“運動”，影片也過度放大了“運動”的形式，使得觀眾難以和相應的場景實現情景的交融。剛剛習慣了神秘的金字塔和拉美西斯二世愛與權力的悲劇，瞬間又登上了復古色彩全無的游艇開狂歡的party，好不容易通過歷史隱喻和封閉空間塑造出的懸疑氛圍，就在出其不意的剪輯中被消耗殆盡。

角色說服力差，犯罪片的人設災難

年輕貌美的富商琳內特悲劇的“導火索”。在原著中，正是因為琳內特一家的精明狡詐，導致琳內特處處樹敵又樹大招風，疊加了感情與各方面社會因素，才惹上了殺身之禍。但是在本片中，蓋爾·加朵飾演的琳內特單純善良，很難讓人覺得兇手有合理的犯罪動機。再加之電影對于社會背景的交代并不多，很容易有“為了懸疑而懸疑”，“為了犯罪而犯罪”的既視感。

除了琳內特外，偵探波洛形象的再塑造也談不上成功。影片直接將偵探從“旁觀者”（代替觀眾的“眼睛”）升格為了“主角”。在影片的開始為波洛加了大篇幅的個人經歷，在影片中又為波洛添加了感情戲。但只可惜，直到最后我們也沒有看到波洛“胡子”的由來對于電影來說有什么價值。

如果只是為了讓觀眾更多地看到“偵探”在推理小說中的意義——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個只會演繹歸納，有著最智慧的大腦卻毫無靈魂的“工具人”，那大可學習《神探夏洛克》超越時代局限，通過硬核的斷案或者其他角色從側面對于主角進行再塑造。憑空添加故事線乃至感情線，并不是一個高明且專業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只會讓人物顯得更加蒼白。

除了主要人物外，這版《尼羅河上的慘案》也大篇幅刪減了原著的人物和情節，只留下了最核心的和“兇殺”相關的人物，但這也導致了阿婆原著中最核心的時代背景的厚重感被大幅削弱，而人物的“縮圈”又導致了推理和懸疑氛圍的薄弱。

再加之電影對于敘事節奏的把握失敗——前半段過于贅余冗長的鋪陳，導致本應緊張刺激的懸疑電影使人昏昏欲睡，再加之近年來好萊塢商業電影無止盡的“疊buff”以及白左觀點滲透，《尼羅河上的慘案》從一場疊加著時代痼疾，可以遍嘗人間冷暖的邏輯盛宴，淪為了一次空有符號和美貌，又充斥著狗血情節的八卦談資。

唯有風光和鏡頭語言，還有肯導那味

那么整部電影毫無可取之處嗎？也并不是。首先，鏡頭語言以及調度仍然具有匠心，可以看出肯尼思·布拉納高級感的審美和“鬼才”的邏輯依然沒有消失殆盡。《灰姑娘》時期帶有哥特和黑色幽默色彩的幻影依然可以在這版《尼羅河的慘案》中尋覓到。

在肯導具有設計感或者反常感的鏡頭中，尼羅河里原始的物競天擇正在上演；尼羅河上人性悲歡和欲望使動的暗潮也在涌動。一個迅速的，自水面向上，自船底向船內的搖鏡頭足夠眩暈，但也有一種可以扭曲時空的野性張力。

農耕文明的、神秘，帶有原始的cult色彩的尼羅河流域可以和具有現代審美的倫敦過渡疊加，盡顯對殖民時代道貌岸然的嘲諷。對稱的大景別和濃烈的色彩中，一幅別有風味的異國景觀畫卷徐徐展開，對于備受疫情困擾而無法展開遠途旅行的人來說，無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但是一部“好”的作品顯然不能“徒有其表”。再加之，如果沒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優秀文本的支撐，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恐怕只會更加平庸。縱觀近一個世紀對于阿加莎藍本的再創作，任何的“優秀”或者精彩也都僅僅是“忠于原著”的“再現”，都是因為阿加莎的故事好看，與視聽語言或舞臺語言的二創無關或甚少關聯。而邁出了舒適區或者顛覆式的改編，卻很大程度上化為了“魔改”或者“毀經典”。

《東方快車謀殺案》和《尼羅河上的慘案》之后，《陽光下的罪惡》據說也即將被提上“翻新”的時間表，在“懸疑片熱”尚未消失殆盡之前，繼續“荼毒”阿加莎或是其他懸疑經典，只會繼續。

所以，“懸疑”并不是掩蓋平庸的萬金油，“推理”也不能成為“遇事不決”的“量子力學”，沒有真正考究的故事、硬核的邏輯和科學的敘事節奏，再好的IP也會落入塵埃，真正的“災難”不在尼羅河上，而在電影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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